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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川:羌族文化再造进行时-2019年精选文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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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川:羌族文化再造进行时 2008 年的四川地震中,北川县城因为受到严重损坏而异 地重建。七年后的今天,迁居新北川县城的人们也已经在那里生 活了将*五年。在自上而下的灾后重建中,国家决定了新北川基 于羌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,然而,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城 市中酝酿并传承羌族文化却让地方政府费尽心机。 而民众迎合国 家的重建计划,一方面源于通过旅游获得经济收益的期望,另一 方面, 北川重建中的羌族文化实践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 和地方情怀。 新北川是一座现代化的羌城, 可抗 7 级地震的建筑仿照的是 传统羌族寨房和碉楼风格。 巴拿恰步行街入口处以巨大的羊头作 为标示,充满民族风情,而步行街上一座十层高的羌族传统碉楼 更是新北川天际线的亮点。2013 年,北川羌城成为国家 5A 级旅 游区,北川新县城和老县城地震遗址都被包含其中。但来新北川 的游客常常会感到有些失望:步 行街是新修的,街上卖的都是 旅游产品,除了一些地方土特产,其他很多东西在中国大多数的 旅游景点也都可以见到。若不是恰逢庆典或节假日,街上人烟寥 落,店家甚至比游客还多。因而普遍评价认为:新北川虽然修得 很漂亮,但既没有历史也没有风景。相比阿坝州羌族地区,羌味 很“淡”,对羌族了解多一点,或者在北川待的时间长一点的外 地人甚至会说北川是“假羌族”。而对于这一说法,北川人却并 不陌生,甚至他们自己也这样说。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,“假 羌族”的说法一直是他们的一块心病, 现在借着地震之后重建地 方文化的过程,新北川也在有意或者无意地重构自己的羌族身 份。 自上而下的灾后重建 在 2008 年四川地震的紧急救援过程中,中国政府高效的救 援和开放的态度赢得了不少国际赞誉, 但国家的高度参与同时也 决定了北川震后的发展轨迹。2008 年 5 月 22 日,温家宝总理在 重访北川的时候告诉当地干部:“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”,旋 即肯定了北川异地重建,老县城被保留为地震遗址纪念馆的命 运。当天,民政部即下发通知,要求各地对口援建四川灾区,其 中北川的援建则指定由山东负责。[1]2010 年 9 月,山东省对口 援建北川的所有项目整体*槐贝ǎ 意味着地震之后国家主导的 重建到此告一段落,北川地方政府开始接手新北川。2011 年 2 月新北川的开城仪式启动之后, 新北川的城市状态与王晓葵对唐 山大地震 1986 年进行的十周年公祭的分析类似:某种程度上意 味着北川“震后”的非常状态已经结束, 从此成为了一个“正常 的城市”。[2] 新北川这种率先完成基础设施重建,再入住人口,继而发展 文化的方式,相较于其他地方的灾后重建有着截然不同的进程。 无论是中国的唐山地震重建,还是美国新奥尔良的灾后恢复,乃 至日本、中国台湾等地的重建,都没有像 2008 年的四川地震那 样始终伴随着全面而深入的国家参与。 国家的强势参与可以保证 重建进程,减少因为重建不力给灾区民众带来的再次伤害。美国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新奥尔良重建的研究显示,美国政府 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方式(Market-Driven Governance),将重 建的公共项目外包,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却加剧了社会不* 等,使得弱势群体陷入一种“长期灾难症状”(Chronic Disaster Syndrome)。[3] 然而国家的强势却会使地方力量的能动性相应变弱, 个人的 作用更是很难看见。在北川,几乎没有像新奥尔良的爵士葬礼 (jazz funeral)或日本为亡者举行的剑舞(kenbai)和鹿踊 (shishiodori)这样的社区性的纪念仪式,除了遇难家属自行 祭祀,公共的悼念行为几乎都是政府组织。此外,在北川老县城 遗址参观时,人们见到的是职业讲解员,而在日本却是幸存者志 愿在损坏的社区中为来客进行讲解,相比之下,幸存者的讲述既 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,也可以帮助他们释放情绪。中 国的灾难报道在媒体叙述中的主题是抗震, 在北川中学遗址上修 建起来的“5?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”里面除了寥寥几个厅在 纪念陨落的生命, 大部分都是在展示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”的团 结和对“大爱无疆”的感恩。在国家功绩被强调的同时,个人的 悲痛和不满也被压缩到了更加私人的领域,几乎不为人知。 以羌族文化旅游为基础的重建方案也是由国家制定的, 在中 央政府的指示下,中国规划设计院负责设计,山东负责建设。自 从 21 世纪初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,地方传统文化被赋予 了新的意义,因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甚至成为了新的资本形 式。2008 年地震的影响区域和羌族聚居地极大重合,羌族因此 被放到了聚光灯下, 一时间出现了大量关于震后羌文化抢救和保 护的讨论。北川作为极重灾区和“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”的身 份, 使得中央到地方的决策者都认为发展羌族文化特色加地震遗 址教育的旅游路线是北川重建最适合的方案,而丽江 1996 年地 震后旅游业的井喷是北川最为期待的恢复模式。 北川的重建模式在世界灾后重建的案例中是绝无仅有的, 而 地方政府作为连接国家与地方的中间环节,比之基础设施的建 设, 接手新县城后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中创造出人们的集体认 同和地方文化才是更加困难的事情。正如 Gupta 和 Ferguson 所 言,地方再造是一个将文化进行“空间地域化”(spatially territorialized )的漫长过程。[4]也就是说,当新北川作为 一个空间被创造出来之后, 建筑上体现出来的羌族特色也只能算 是一张“皮”,需要人们通过长期不断的文化实践去充实,完成 文化的“在地化”。在此基础上的新北川才不仅仅是一个“空 间”(space),而是一个“地方”(place)。新北川不仅是一 堆建筑,一个景区,更重要的,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,如何让异 地搬迁的人们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, 并重新 建立起“地方感”(sense of place)是灾后重建中需要关注的 重要问题。 地方再造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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